和珅并非电视剧中那样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奸佞小人，历史上真实的和珅，长相清秀、文武全才，据《和珅列传》载，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英文也能对答如流，乾隆的对外交流大多也安排他做翻译。

清嘉庆四年正月(1799年2月)，大清国发生了两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先是正月初三(2月7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五天之后的正月初八(2月12日)，权倾一世的和珅被下诏责罪，10天后赐死。满朝官员和百姓对未来充满了悲哀、恐惧与沉重。习惯在被奴役中工作的官员，面对一代英主的逝去是悲伤，更是无所适从。而和珅的倒台更是加重了他们对朝廷未来的担忧，面对巨变，除了知道和珅巨贪外，很多人甚至都还弄不明白和珅聚集财富的方式和技巧。即使今天，我们看到和珅贪腐数量时依然会思考，一个拥有巨大权力和财富、权倾一世的政府高官，一个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为什么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官、贪腐、发财，然后快速死去?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死于虚岁50，正是一个高级官员踌躇满志、年富力强的时候。年幼的和珅，三岁丧母、九岁丧父，继母持家，备受不公，青年的和珅因家道中落，并不得志，考进士也名落孙山。直到18岁娶了大学士英廉孙女冯氏后，经英廉指点，才找到接近皇帝以获快速提升的途径。结婚后的第二年，和珅放弃科举，以秀才身份世袭三等轻车都尉，相当于进入大清“中央警备局”当服务员。三年后和乾隆的一次偶遇，开启了和珅“直升机式”升迁的辉煌人生。

从和珅的年谱中不难发现，和珅是一个“带病提拔”的官员典型，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23岁的和珅开始飞黄腾达，到嘉庆四年(1799年)被嘉庆皇帝赐死的28年间，和珅因为贪腐、舞弊被撤职、降级共计6次之多。和珅屡降屡升的诀窍在于“阿上治下”、“善揣上意”。《清史稿》载：“高宗(乾隆)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一个大臣，在皇帝面前做太监应该做的事情以表忠心，焉能不被宠信?和珅在皇上面前的表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秀”。如同一个部长春节跑到火车站看农民工买火车票是否方便一样，他知道上面喜欢看到自己什么样的表现。

“带病提拔”是大清帝国任用官员的主要模式，对于深谙此道的乾隆皇帝而言，他“处于理想高尚而行为卑劣的矛盾状态中”(费正清语)。乾隆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代明君，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能否有效地驾驭文武百官，而驾驭官员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密折”的方式“揪辫子”。所以，乾隆对和珅的降级、查办不过是一次一次在获取和珅的忠诚。

当然，和珅并非电视剧中那样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奸佞小人，历史上真实的和珅，长相清秀、文武全才，甚至传言他和被乾隆处死的一个妃子极为相似，方才获得圣上信任。据《和珅列传》载，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英文也能对答如流，乾隆的对外交流大多也安排他做翻译。加之和珅清秀文雅的长相，自然能够让外界产生更多的好感，怪不得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其回忆录中数次称赞和珅，并称和珅为“中国首相”，称赞其是“成熟的政治家”。

满族原本是部落战士，摇身一变成为农业中国的统治者，他们同当时长江一带和东南沿海生机勃勃的商贾文化格格不入，开国之初《大清律》就禁止旗人做生意、种田，谁做惩罚谁。在嘉庆《责罪诏》中列和珅20条罪状，时至今日能激起民愤的主要是最末几条，包括“私开当铺敛财”和“下人刘全获利不当”。而其余十几条大多属于“逾制犯上”，从现代政治角度来看，并无太多不妥。根据《清宫档案揭秘》载，和珅除买官、卖官外，大部分财产是来自经商所得，因为英国人马戛尔尼谈判口岸开放的原因，和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官僚买办，也算是开了官商勾结的先河。

《大清律》明令禁止旗人经商，这种情况下，很多旗人的做法是用自己身边的汉人为自己经商。而和珅的商业代理人就是“包衣奴才”刘全。据记载，和珅当年被查处的财产，有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等商业性机构，大多是由其下人刘全打理。而在大清帝国嘉庆皇帝看来，刘全的钱就是和珅的钱，而非后世有关部门认为的无关———双方虽然没有委托关系、没有书面的契约，但仍然不能改变这些财产的属性。嘉庆从密折中知道，和珅请客、送礼、买官、捞人都是从刘全经营的钱庄、当铺等处出钱，所以和珅是难逃一死。就像今天很多“影子储户”或“影子股东”，代替一些身份敏感的人持有很多存款、股票一样，虽然没有契约，但他们其实就是这些敏感人物的“钱袋子”。

如果把和珅的案子向后推200年，我相信民意也是和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刘全打理的资产，是应该算刘全的不当获利，还是和珅的贪腐所得?这可能会成为各方精英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哪怕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权力和财富依然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商人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影响公共政策为自己谋利，政治家也需要“政治献金”为自己竞选铺路。因此，官僚与商人为“共赢”结成利益联盟。好在美国对此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比如帮助政治人物参加选举的政治捐款，法律就规定了捐款的上限，公布竞选财务明细等等。试图通过秘密政治捐款影响公共政策，获取不当利益的个人或企业，一旦被发现都会被绳之以法。

和珅被嘉庆皇帝迅速赐死继而宣布结案，代表着嘉庆皇帝“维稳”和“揪辫子”的双重政治手腕。因为和珅的死和有关贪腐舞弊案调查的停止，让其他与和珅有牵连的党羽获得安宁，并归顺于本朝，给当朝的文武百官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如此，制度性的腐败并没有因为取和珅性命而阻止大清帝国从繁荣走向毁灭。

《清史稿》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见乾隆皇帝对纳贿、贪赃深恶痛绝，几番下圣谕要官员洁身自好、奉公守法，便鼓动同党海宁举奏军机大臣兼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腐，并亲赴云南查案。办完此案的和珅让乾隆大加赏识，一年之内，即升和珅为户部尚书、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图书总管和理藩院尚书等职，其子也被乾隆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公主的额驸。乾隆的提拔让和珅对大清朝清除腐败充满了信心，另一方面，也为和珅日后的贪腐埋下了伏笔。

故事的发展是，和珅上奏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死刑)，而乾隆就是不批准，最后判为李侍尧“斩监候”(死缓)。而李侍尧被判“斩监候”不足半年，又被乾隆重新启用“赏给三品顶戴，并戴花翎，赴甘肃总办军务。”月余，又异地任命，封李侍尧为陕甘总督。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乾隆最后还以毒攻毒，派李侍尧协同钦差大学士阿桂查处甘肃赈灾贪腐案。一个死缓的贪腐官员又一次走向人生的辉煌。

回看清朝的吏治，杀贪官并不能阻止朝廷的腐败与灭亡。乾隆没有杀李侍尧，有了一个和珅;嘉庆杀了和珅，贪腐的同党又前赴后继，杀贪官成了嗜血的反腐游戏，在这样的游戏中，一个又一个的封建朝廷迎来了自己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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